沪商定义 [2014-04-28 11:27:03]

沪商

沪商,指上海籍的商人,实业家的集合。

近代上海城市的崛起造就了近代的海派“沪商”,这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20世纪初,沪商已经是全国实力最强的商人群体,沪商既是时代的产物,也是当时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上海近代城市的创造者。敢为人先和创新开拓是沪商创业和发展的灵魂。传统在现实中彼他们恰当地改造,时尚在平凡中为他们适当地吸收,海纳百川、融合中西的理念在社会生活中被他们潇洒地运用,这就是人们称之为的“海派”。

详解

近代上海城市的崛起造就了近代的海派“沪商”,这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毋庸讳言,上海的古代历史并不是十分显赫和辉煌的。宋代设镇,元代设县,在明代才筑起城墙。在宋代,上海镇充其量只能自诩为“小杭州”。在明清时期,长江下游地区的经济重心不在上海而在苏州,上海还只是“小苏州”。那时的上海自然也孕育不出显赫的沪商。

在炮火中的被迫开放,既是上海城市发展的契机,也是沪商兴起的“天时”。西方东来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激活了上海固有的那种枕江靠海的“地利”。在巨大的商机中,本地商人包容中西的禀赋和外来移民善于吸纳的习性,给沪商队伍进一步提升自身素质创造了机遇。

近代上海的移民,不同于“闯关东”,也不同于“走西口”。山东汉子外出逃荒,苦力劳作,养家糊口,寻找的是龙兴之地的富饶。“走西口”的民歌唱的是山西汉子的艰辛和悲凉,也见证了成功晋商的辉煌,但这些成功者毕竟还只是封建性的“皇商”。不少上海的商家移民,携资而来,看中的是上海作为大城市的市场机遇。上海的移民,为商者是城市经济的开拓者,为工者是城市的实际建设者,他们一同体现着一种先进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同是上海这个现代城市的缔造者。

正如当时人们所说的那样,近代以来,“中外缔交,华夷错处”,“峨舸大舰,捆载百物,贩运往返,万里若咫”,“商几非昔之商”。昔日的“小苏州”变成了声名显赫的“大上海”。于是,近代沪商以其前所未有的面目呈现在世人的面前。

近代五口通商以后,上海的城市地位迅速提升。开埠之初,上海一地每年的对外贸易总额一般要占全国总额的百分之六十以上,虽然以后随着开放口岸的增加,这一比重有所下降,但一般也要占百分之四五十。也就是说,全国对外贸易的一半以上是操于沪商之手。以工业生产为例,根据1933年的一个统计,上海的工业总产值约占全国的百分之五六十。以不同的行业来说,酸碱等重工业,上海约占全国产值的四分之一,棉纺、棉织、毛织、面粉、卷烟、机器制造等约占全国的百分之四五十,印刷、制革占全国的百分之六十,制药、造船、电器用具约占全国的百分之七十,这种工业实力是当时全国所有其他城市都无法相比的。

巨大的贸易和工业规模造就了数量空前的沪商队伍。迅猛发展的对外贸易,培育了上海的进出口商队伍;随之而来的近代实业的崛起,给沪商充实了更多的工业巨子;接受了东、西方近代科技和理念的“海归派”企业家,更给沪商源源不断地输送着新一代的掌门人。

西学东渐,八面来风。沪商既传承了外洋移植的种种“基因”,也吸纳了神州大地商界输送来的商界“精英”,他们成为新一代的“海派”商人。

20世纪初,沪商已经是全国实力最强的商人群体。1902年,沪商就已经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商会组织——上海商业会议公所。1904年它就正式改组为上海商务总会,有中国“第一商会”的美称。1905年,因当时美国政府野蛮地推行歧视华工的政策,上海商务总会毅然决定两次先后通电汉口等全国21个和35个大城市的商会,共同抵制美货,发动了反美抵货运动,从而走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这是近代中国第一次由资产阶级直接领导的政治运动,这一事实证明,以“第一商会”为代表的沪商已经成为全国商界的领头羊。

沪商既是时代的产物,也是当时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上海近代城市的创造者。20世纪20年代,上海《申报》的一篇关于总商会的专评颇能代表当时沪商引领历史潮流的气派,它说:“无论何种事业,皆当随世界新趋势而进,若不问世界之趋势若何,仍以数十年前之旧脑筋、旧眼光办理数十年后之新事业,未有能立足于世界者也。商业一事,息息与世界大势相关,又况乎上海之商业更与世界商业密接,故为商会领袖者,须有世界之新学识、新经验,又能有热心、毅力之做事,而后才能竞争于商战潮流之中,商业渐有起色之望。”

海纳百川和融合中西是沪商不同于其他旧式商帮的第一个特征。近代的上海是远东人口最多的城市。外侨的国籍多达50余国,外国侨民最多时达15万人。移居上海的内地居民的省籍也有23省之多。沪商的主体来源于国内移民,但他孕育和崛起于世界商品流通的大市场中,这就培育了他海纳百川和融合中西的理念。开埠后,上海华洋杂居,“来游之人,中朝则十有八省,外洋则二十有四国。”从华商接触到的国际贸易来讲,既有现货、期货的不同交易,付款的方式也各不相同,还有种种不同的信用制度和保险方法需要沪商去应对。其内容涉及到商品、航运、金融、保险等各种领域,凡此种种,均需同外商的国际贸易规则一一接轨。所以,沪商的崛起过程也是向国际同行学习的过程,即不断地对外吸纳,对内融合的过程。海纳百川和融合中西的理念由此成为沪商应对一切变化和发展自己的重要信念。

敢为人先和创新开拓是沪商创业和发展的灵魂。上海是近代中国最大的通商口岸,也是中西交流最主要的通道。凡西方新思想、新技术、新设备、新制度的引进,首先就在上海出现。上海出版的各种报刊书籍随时可供参考,外资企业的示范处处可资借鉴。这就造就了沪商见多识广、开拓创新的有利条件。上海原有的本地商人既对内地客商持接纳的态度,自然对外商也采取包容的心态。“树挪死,人移活”,沪商中的新移民脱离了原籍的旧思想、旧法规的束缚,为谋利和生活而来,对新的生产和经营方式更没有那种心理上的抵触,对各种新的事物自然就更加容易接受。于是,新兴行业的创建,新式会计制度的引进,新式股份制公司的设立,在上海滩就更加容易成功。敢为人先使沪商在创业中占得先机,创新开拓为沪商的发展扩宽了道路。

追求卓越和敢于竞争的气派是沪商从事经营活动的突出特征。市场经济是一种催人奋进的经济,又是一种提倡竞争的经济。企业家想在市场的博弈中赢得胜利,就必须使自己的产品物美价廉,取得广大顾客的认同。名牌产品的创立就是企业家在产品制造中不断追求卓越的结果,其根本核心是企业经营也要不断地追求卓越,也要不断地创新。市场是企业家用商品进行搏杀的竞技场。以生产商品来论资排辈,外商企业应该是老师,沪商的民族资本企业只能是学生。但市场竞争是没有师生辈分之分的,论质量就看谁过硬,看价格就论谁低廉,有过硬的产品才有自己的市场。质量的竞争,价格的竞销,联合同业,抵制垄断,划分市场,国货和洋货的一场场竞争,反映了沪商不甘落后,追求卓越的奋进理念,他们的这种精神至今仍然是我们民族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

洋溢的爱国精神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是近代沪商具有较高素质的又一明显特征。沪商海纳百川、融合中西理念的生成并不磨灭自身的爱国热情。就是一批批渡海留洋的“海归派”沪商,接受了先进的西方理念,但精神本质大都没有被完全西化。他们引西方文明之火,增中华实业之辉。爱国的沪商在“实业救国”和“设厂自救”热潮的鼓动下,不甘心仰人鼻息,贩售外货,以爱国精神和社会责任为指引,以“堵塞漏卮、挽回利权”为己任,纷纷投身实业,做大做强,走上了企业发展之路。爱国意识的提升和社会责任感的萌发使沪商的精神境界大大提高。他们已经超越了自己前辈的那种比较单纯的修桥铺路、救灾济赈式的社会回报方式,更加注重发展与企业有关的公益事业,特别是文化、科技事业。吴蕴初“天”字号企业集团在1929年就和范旭东等共同赞助北京的中华化学工业会,并支持其南迁上海。创办中华工业化学研究所,并发行中国第一家化学工业杂志《化学工业》。他还参与创办了中国工业标准化协会,支持发行会刊《工业标准化》。他创办中国第一家教育基金会——清寒基金会,奖掖化学化工专业优秀学生和名牌中学化学成绩优秀者。1933年在上海创办了中国第一家《工业安全》杂志,关注安全问题。此外,他还资助了一批大学、大专、中学、医院等文教卫生单位。其他沪商也有相当突出的表现。


  上海近代工商业的发展带动了社会、文化和政治的全面发展,也推动着城市的近代化进程。

从甲午以后,“有志之士咸集于上海一隅,披肝沥胆,慷慨激昂,一有举动,辄影响于全国,而政府亦为之震惊。故一切新事业亦莫不起点于上海,推行于内地。斯时之上海,为全国之所企望,直负有新中国模型之资格。”1911年《民立报》刊出的这段言论概括了当时上海在全国的地位。

正是因为有了沪商,有了这些有识之士,上海的影响遍于全国。正是由于上海的这些影响,上海的沪商连政府也要为之侧目。上海商业的竞争力大大提升,上海工业的竞争力不断加强,上海城市的综合竞争力也蓄势而上,上海成为全国新事业的倡导者,上海成为新事物的领头羊。

说起商人,人们往往会用“唯利是图”、“势利小人”等语言来概括形容。其实,在商言商,做买卖总是要讲究赚钱的,这就是所谓“千做万做,亏本生意不做”的道理。用一句古话来说,就是要做到“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关键在于得讲究一些原则,要讲一点商业道德,凡事总有一个度。对顾客买卖要讲究货真价实,童叟无欺,取之有度;对同行应该实行公平竞争,讲究规矩,合义取利;对社会应取之有道,奉公守法,乐善好施。黑心奸商坑蒙拐骗、掺杂做假、以次充好、短斤少两的不道德商业伎俩只能得逞于一事一时,终究是要被社会和顾客抛弃的。特别是进入近代以后,随着中西文化的相互交流,在社会生活和商业活动中法制规则日趋严密,遵守这些法制是社会公众和行业同仁的共同要求。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沪商由于与市场经济并存,除以上的主流特征以外,其习性也必然鱼龙混杂,良莠不一,有高下不等之分。

沪商具有善于创新的特点,但是这种“创新”也往往带有急功近利的一面。正像有的研究者指出的那样,因为缺乏坚韧的开拓意识和执著的科学精神,那种急切的“创新”牟利,很容易转化成赤裸裸的“投机”。沪商中就有那么一些商人,往往被人们称为“滑头商人”或“投机商人”,就是这种表现。

市场竞争的激烈,生活压力的不断增加,也导致沪商在生意场上过于斤斤计较,以致有时连大局也不顾,“锱铢必较”,被人们视为“精明而不高明”。

记得一个哲人在谈到已经夺取了政权的工人阶级应该如何前进时说道:他们应该“把资本主义所积累的一切最丰富的、历史上是我们必需的全部文化、知识和技术,由资本主义的工具变成社会主义的工具。”由于这些文化、知识和技术需要人们去鉴别,把它们变成社会主义的工具更需要人们去研究,因此这是一种“最吃力的任务”。

沪商还是一支法制观念较强的队伍,影响所及,使尊重法律、重视契约的观念在上海逐渐成为一种社会时尚。再譬如,对沪商的重要组织上海总商会、中华国货维持会、上海机制国货工厂联合会、上海迁川工厂联合会等也还应该有相应的研究。